《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读后感

读《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广田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作家。在李广田诞辰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李岫教授出版了《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该书久经磨砺，后出转精，把李广田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是传主的女儿，是传主后半生生活的见证人。这一独特的身份，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角度：这就是她在“自序”中所说的“我愿意叙述最原始的材料，写出我所亲历的场景”。在这种自觉意识的作用下，作者在书中大量再现了鲜为人知的有关传主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很好地展示并丰富了传主的性格；同时，也使之比已出版的同类研究书籍更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场感。如书中写到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害后，李广田天黑才回家，悲恸难已：“母亲看他一天没吃饭，递过一碗饭去，我看见父亲的两颗泪珠掉在饭碗里，而饭却一口也咽不下。”当然，书中最充满挚情的还是对父女天伦的描写。40年代后期作者参加清华的剧社演出，“父亲怕我出事，每有演出便去接我回家”。多少年后，李广田被迫害致死。作者从火葬场取出传主骨灰，“这一天正是旧历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我竟这样把父亲接回了家”。每当叙述到这些鲜为人知的材料、还原这样的历史场景时，作者总是以真实的细节、冲淡的文字出之，而在字里行间却又满注了一腔深情。

作者既是传主的女儿，更是一个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学者，这一“学者”视角，作为对“女儿”视角的补充和延伸，大大增强了本书的理性色彩，该书的学术水准和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本的对照式、印证式的解读。WWw.DuHougan.COm李广田在《创作论》中曾指出：“文学创作正如蜜蜂酿蜜”，它“所采的是花的甜汁”，但造蜜时还要注入自己的蚁酸。因此，要真正把握李广田创作的精髓，就必须既了解其中所蕴涵的生活本身“甜汁”，还要考察主体所注入的“蚁酸”。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说出了“我所知道而别的作者不知道”的话。如果说第一章的前两节通过对故乡文化环境的描述，巧妙地交代了《画廊集》和《银狐集》中许多著名的乡土散文所蕴涵的生活“甜汁”的话，那么，在第七章中则更多地考察了传主在作品中所注入的“蚁酸”。这种对照式、印证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了传主文本的生成之谜。二是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宏阔视野中对传主文学创作特色和成就的厘定。本书作者在许多论述中显示出了相当开阔的理论视野。如第四章第四节考察李广田30年代乡土散文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它以英人怀特的著作《塞耳彭自然史》为结点，经过精心梳理，从怀特起中经英人戈斯、何德森等，再到周作人、李广田、刘西渭，在宏阔的中西文化背景下接成了“一个文学生态链”。在分析传主散文《少年果戈理》的坎坷遭遇时，则将它放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大的文化环境中，显示出了在左倾思潮不断膨胀的背景下这一悲剧的必然。

从1940年10月“母亲”怀抱两岁的作者关山万里追随父亲，于今已60余载。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书中随处都弥散着这种岁月沧桑、物是人非之感。该书开篇就写了自己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寻根之旅，面对着父亲作品中多次描写过的古老黄河，沧桑之感油然而生：“弹指间五十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父亲去世也已二十年了”。著中不仅有对父女情深的描写，也蕴蓄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感悟。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中，作者与同代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历经了人生的许多大喜大悲、许多坎坷曲折，这不能不使作者在叙说父亲悲剧命运的同时，也从无情的流水年华中去思考人的命运――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者在“自序”里说，这是“一本有关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命运的真实记录”，“希望通过它能引起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索”。

《我的哈佛岁月》读后感李欧梵先生是我敬重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读大学，第一次捧读《铁屋中的呐喊》时的震动和愉悦，及至读到他的《狐狸洞呓语》，始在语言的轻松机智和见解的独到深刻背后了解到欧梵先生“狐狸型”的治学方式和为人的性情，更添了一份学术之外的亲切。近来欧梵先生又有新著《我的哈佛岁月》面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我耳闻后忙找来一睹为快，同时也在关注网上报端的书评；其间有两则评论、商榷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

先是9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了徐慈威的一篇《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评李欧梵的新著〈我的哈佛岁月〉》，其后半月余，《新京报》“书评版”又登出了一则与徐文商榷的文章（9月23日，《“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兼与徐慈威先生商榷》），署名“舒平”。读完《我的哈佛岁月》，我原本想写点什么，一时没有下笔，正巧看到这两篇评论，还是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

这两篇文章的名字放在一起有点绕，先要解释一通。徐文题为“一流学者的‘二流’著述”，在文中有一段关于“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的论述，坦言“我宁愿相信，事实上李先生也是一流学者”，同时他认为“李先生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即使不用学术的眼光审视它，充其量只是二流著述”；而题中的引号一方面表明引自原作，另一方面也隐隐体现了徐先生的善意。舒文名“‘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一看即知化自徐文，舒平先生坚持称《我的哈佛岁月》是“二流”学者的“三流”著述，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法子，说到底还是想让人承认《我》是“一流”学者的“一流”著述。

舒平就这个问题首先向徐文发难：李先生在书中明确地说过自己只是“二流学者，三流作家”，（书中欧梵先生说的是和“西方传统中的名家”相比，“以世界大师级的尺度来衡量”，“有时自嘲”，以此自况，这其实是看似自谦实则自负的说法），你非把他归入一流之列，莫不是想“借批判的对象来抬高自己”？进而以此猜测竟得出结论：“国内的批评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批评家专门喜欢拿名人开刀，借此打通自己的成名之路，即使批评的对象不够一流，也非要把他说成一流，否则自己的批评便会显得缺乏分量”。看完这段话我大吃一惊，徐慈威的文章写得很是平和中肯，（相形之下倒是舒平的文章到处显得尖酸），我竟没有看出包藏了这样的祸心，忙按图索骥地把徐文又读了一遍，除了读出诸如“由于李先生骨子里是位学者，所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在在地透露出它所蕴含的或者说内敛的学术价值”等句子和为文的坦率真诚外还是没有其它――似乎是舒平虚惊了一场。其实舒先生的话也并不新鲜，是文坛上的故伎了，前几年有个沪上文人就惯用此术，把一切批评者都看作“攀援的凌霄花”，这种话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以自己已获得的话语权力而制止别人开口，幸而不是欧梵先生本人；我看到这类话一向有些愤懑不平，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发此旧论，让人不免惊讶，不过听来既颇为耳熟，就不会如小儿女羞赧而退，还要照做凌霄花。

舒平的文章存在两大问题，剖辨清楚，许多问题自然水落石出。舒文的第一类问题在于往往把一个问题推向极端，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歪曲了徐文的原意往往导致谬误，他再紧抓不放加以发挥，结果讨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我无暇指出文中无数的逻辑漏洞，仅举两例。

一例是徐慈威先生认为“以一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而与哈佛女孩的妈妈去比试，去打擂，起点就不高”，舒平先生则说出这样一番话，“如果一个人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是思想有问题了”，“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人家能把女儿培养成才难道没有资格将自己的经验与众人分享吗？”前者提出的问题是欧梵先生作为在海外多年的学者、知识分子在书写个人记忆时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高度，这种被期待的精神高度使得论者认为李先生不应以一个畅销书作家――哈佛女孩的妈妈作为参照（至于到底应不应该，下面会详细讨论），后者并没有在这个问题的本质上作出回应或驳难，而是粗暴地给对方首先扣上“总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喜欢将人分成三六九”，“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然后是近似胡搅蛮缠的发挥，回头一看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时候前文中讲哈佛女孩的妈妈不能写书了呢？

另有一处，徐慈威举“罄竹难书”一例称《我的哈佛岁月》文字水平未免有些粗制滥造。至少在大陆一般的用法中，欧梵先生确实把这个词一连两次用错了。应该说徐慈威所指的“文字水平”就是指单纯的遣字用词，到了舒平的笔下，却颇为高调地称“我辈喜爱李先生文章，恰恰是喜欢李先生那种随意、潇洒，挥洒自然，天马行空的文风”，由“文字”到“文风”，舒先生偷换的概念可谓大矣!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舒平在文中提出，“徐先生认为李欧梵水平粗制滥造（看官注意，这里‘文字’又被置换成了‘水平’），我也想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一句公道话’，仅从徐先生的这篇文章来看，徐先生自己的文字水平也未必堪称‘一流’，至少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都没能被说服!”云云，且不说这里的“文字水平”又不知何时变作了论理的水平，也不说徐慈威先生论理的水平到底怎样，批评对象和批评者之间有无可比，需不需要比，这大概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请舒平先生恕我言语稍有不逊，因为这里实在有些离谱了，“商榷”到最后却质问起批评者的水平以壮声势，实在有些不妥；我其实想说明的还是，当一个概念反复被置换时，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舒文的第二大类问题，也是根本的问题在于舒平本人对于价值的评判缺少一种内在的尺度，这才导致了形形色色的不一致和整个文章的“格调不高”。舒文中至少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著述：回忆录、畅销书和学术著作，对于它们评判显然不能执行同一标准：回忆录有自身的精神维度，畅销书要符合的是市场的准则，学术著作也自有一套学术的规范，当然回忆录也可能是畅销书，但总是要遵循最“本己”的价值尺度。舒平本人意识中这种尺度的缺席造成了文章的混乱和可笑，一方面质问“哈佛女孩的妈妈怎么了？……”，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假借正义之名批